【掷地有声】当代中国性别态度的世代变迁

Original 罗梦莎 ChineseJournalOfSociology 2022-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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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简介

自2019年12月起，CJS隆重推出热点文章专栏【掷地有声】，特邀作者以语音的形式为大家介绍其研究背景、所用数据、论点、研究结果、相关的调查/田野趣事等，希望能为广大读者深入了解这些研究提供更丰富的视角和资料。

第十三期我们邀请到了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罗梦莎老师介绍她的文章“Cohort dynamics in relation to gender attitudes in China”。这篇论文刊于CJS 2021年第2期，pp.194-216。

本文作者：罗梦莎

照片由作者提供

- 文字版 -

各位CJS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梦莎，目前是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百人计划研究员。我的研究兴趣是性别、家庭、人口、社会分层和流动。非常感谢CJS给我这次机会来和大家分享我的研究。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中国性别态度的世代变迁。

研究缘起

我对性别态度的研究始于对自己博士论文的思考。我博士论文方向是关于中国家庭劳动和市场劳动的性别分工。在博士二年级（2017年）我开始准备自己的开题报告，大概由两个版块构成：一块关于家庭劳动，主要存在于私领域中；一块关于市场劳动，主要存在于公领域中。这两个版块是有严格的性别色彩的——传统上我们默认女性的劳动更主要存在于私领域，即家庭劳动，而男性的劳动存在于公领域，即市场劳动。但两大版块不是割裂的，在进行两种劳动各自的分析前，我需要将二者建立关联，使得两个不同版块显得更加统一。所以当时在做文献回顾部分时我读了很多关于中国和西方性别态度变迁的书籍和文章。这篇文章也就是我博士论文文献回顾一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博士论文更加定性、注重文献层面的梳理，而本篇文章更加定量、注重数据层面的梳理。这篇文章的初稿在2019年的美国人口学年会（PAA）上进行过口头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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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态度的概念和测量

那什么是性别态度呢？性别态度（gender attitude）在量化研究中，有几个可互换的近义词，比如说抽象点的，性别意识形态（gender ideology），或者具象点的，对性别的态度（attitudes about gender）或与性别有关的态度（gender-related attitudes）。无论抽象和具体，均可反映性别平等的程度。在量化研究中经常被操作化为两类，一类是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一类是对男性、女性或其他性别的认同程度。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研究聚焦于第一类。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分享下关于性别态度的三个大背景。

背景一：性别态度倒退了吗？

第一个背景是我们国家的性别意识形态在建国后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迁。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界限，通常我们把1978年之前的时代叫前改革时代，1978年之后的时代叫改革时代。前改革时代受五六十年代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话语的影响，性别平等革命也较为激进；进入改革时代，一些激进的性别话语被替代了，所以不少学者认为改革期的中国的性别平等倒退了，这就是我们熟知的倒退学说（backlash thesis）。该论点得到了一些论据的支持，如，出生世代较晚的男性相比于较老世代的男性的性别平等程度下降了，出生世代较晚的女性相比于较老世代的家庭导向更强烈了，对婚姻的性别态度也更保守了。

但这些从不同角度支持倒退学说的论据可能是有偏的，原因在于倒退说可能混淆了时代效应、世代效应和年龄效应。倒退说的时代效应指这种倒退应该适用于所有世代，倒退说的世代效应则指这种倒退应该仅仅适用于出生较晚的世代。这个时代效应和世代效应都偏宏观，倒退说的年龄效应则偏微观，倒退反映个体随年龄增长偏向保守的发展过程。这是国内的一个背景，该背景可以和欧美停滞的性别革命论（the stalled gender revolution）相呼应，尽管具体发生时间有所区别。

背景二：异质性解读

第二个背景是关于性别态度变迁的自身的理论解释。比较常见的是世代更替理论（cohort replacement theory），该理论认为个体的性别态度在童年期生发出来，伴随个体成长过程而形成、发展、变化或固化，对应到性别态度上则是当旧世代老去，新世代出生，新世代代替旧世代，大规模的性别态度变迁才会发生。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宏观层次的社会变迁在每个个体身上的烙印有深有浅，根据利益学说（interest-based thesis）和暴露学说（exposure-based thesis)，不同性别、教育程度、就业状态、婚姻状态、家庭结构的性别态度是不同的。

背景三：分解指数

第三个背景是性别态度变迁研究自身的一个新研究转向。以往大家通常会构建一个性别态度指数（index）以直观比较不同国家同一时间或同一国家不同时间的性别态度的状况，但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性别态度不是一个单一的、由不平等过渡到平等的线性连续统，性别态度本身是多维的，学者们呼吁对不同维度进行分解（dissect），看每个维度的性别态度变迁过程。最常见的分解方式就是将性别态度分为公领域和私领域，当然公领域和私领域下又可进行更加详细的维度划分。

图片来源：pixabay

经验分析

综合以上三大背景，我想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不同领域的性别态度的世代变迁趋势如何，二是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和人口学特征如何修正这个世代变迁趋势。

所分析的数据是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2015年四期的数据，因变量是四个领域（工作、能力、婚姻、分工）的性别态度，前两个更多测量公领域的态度变迁，后两个更多测量私领域的态度变迁。核心自变量是出生世代，我将世代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出生于新中国建立前的世代（war baby cohort, 1926-1948）,第二类是出生于前改革时期的世代（pre-reform baby cohort, 1949-1977），第三类是出生于改革时期的世代（reform baby cohort, 1978-1995）。其他协变量包括性别、教育、就业等。使用的分析方法是分层结构年龄-时期-队列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HAPC-CCREM），该模型能较好分离出年龄、世代和时代效应。

研究发现

有以下研究发现：

首先，从总体分布看，和大多数欧美国家一样，我国的性别态度在公领域远比私领域更加平等。
其次，从变迁的世代速度看，性别态度在我国公私领域的变迁和社会整体的变迁相对应。具体说，我国公领域的性别态度变迁开始显现于生于建国后前改革时期的世代，然而该世代在私领域的性别态度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向平等变迁的趋势，这间接印证了大量定性研究中关于五六十年代的性别革命的意义定性，即五六十年代的性别革命对公领域影响深远、对私领域影响微乎其微。我国私领域的性别态度的世代变迁较晚开始，具体显现于生于改革时期且成长于改革时期的年轻世代。
再次，关于性别态度的男女差距越来越大，在改革世代中达到最大。
最后，社会经济、人口学特征对女性的性别态度的改变影响大于男性。

图片来源：pexels

更多探讨

本研究最后结果只能说是部分支持了倒退说，部分否定了倒退说。但这个研究也存在很多的不足，比如说，如果有五六十年代的性别态度的数据，那么关于性别态度的时代变迁应该能更好地和倒退说对话；再比如，对性别态度的测量，本研究利用CGSS的数据仅分析了四个维度，但是性别态度不仅仅体现在工作、能力、分工、婚姻领域，而是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希望未来的研究可以对性别态度进行更加细致的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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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编辑：王璐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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